在罗伊案件中，德州法律对堕胎作了过于宽泛的限制，即没有区分妊娠早期和晚期的堕胎，只是将抢救母亲生命作为允许堕胎的唯一理由，而排除了堕胎所涉及到的其他利益，因此，德州法律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正当程序条款。

【注释】[1]刘升平、夏勇主编：《人权与世界》，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第2页。在法律之外，人权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

作为权利救济机制的司法判断，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以保障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为目标的宪法法院，在弘扬人权正当性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决断作用。人权的正当性必须立足于道德与自由两种正当性的考虑，必须通过法律判断的方式来获得自身的现实性。因此，法律规范的规范要求和价值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权的道德走向。人权，从作为一种理想和理论提出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所有这些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

一面负义务即一面享权利。刘升平、郭道晖教授在合著的《人权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对人权作为道德意义上的权利的含义表述得非常清晰。只有个人权利才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和法定自由。

而在对人权加以法律保护时，也要考虑到人权规范与人权利益实现的结合，也就是说，人权所追求的人格利益的结果获得事实上的法律认可程度决定了人权要求的现实性。二战后，根据柏林出版商的要求，计划再版该书。他认为：权利之义，如前所述。就上述三个基本价值判断来看，将人权与法定权利的价值属性分开，这在逻辑上比较清晰，在制度上也能够找到实例。

对此，出版商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了诉讼。该案最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宪法中所称的人包括胎儿在内，非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胎儿生命是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禁止的行为之列。不若未立宪之臣民，仅负义务未能享有权利者也。一面负义务即一面享权利。人权的正当性必须立足于道德与自由两种正当性的考虑，必须通过法律判断的方式来获得自身的现实性。

从当代西方学者关于人权的特性的观点来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将人权严格置于法律判断之中，给人权赋予道德正当性之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依据，可以使人权的实现具有更好的客观性。5、对艺术自由的保障与宪法上所保障的人格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考虑宪法的价值序列。例如今有行窃盗者，若被害者而主张自己之权利。

违反这样的法律，既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特别是涉及到不同人权之间发生价值冲突时，基于法律判断所作出的人权选择，才是有现实意义的。

[1] 很显然，上述观点中存在着三个基本价值判断：一是人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从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到发展成为政治实践的结果，即权利的法定化。

因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2]李步云：《人权与宪法精神》，参见中国人权网，http://www. humanrights-china. org/cn/xsdf/xscg/t20090206_622878. htm。为此，人权的价值基础不仅来自于道德要求和道德选择，也与客观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该书中，工藤重义专门论述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特别是对人权背后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以及权利不得滥用等人权的本质问题发表了独特的很有学术见地的看法，对于认识人权的非道德性都有较好的启发作用。[8] 而且人权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国家载体，即在现实中的人权，总是依托一定的主权国家来实现的，没有空洞的人权承诺的存在。因此，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的绝对性等等命题都是不可靠的，应当将其置于辩证法的视野中来加以评析，才能准确把握人权的性质，避免人权保护事业受到过多的道德因素的干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波兰问题》中雄辩地指出：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而在此之前，笔者在阅读国内人权学者的著作时，看到的多是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的论点。

【关键词】人权道德权利。在妊娠期间，存在着两种重要和正当的国家利益：一是保护孕妇健康。

[7] 这就是说，人权不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主观遐想或者是一厢情愿，必须具有现实性，而这种现实性，来自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变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布莱克门大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意见支持了罗伊的诉讼请求。

关于人权的道德性另外一种表述思路最著名的是李步云教授提出的人权的三种形态论。不仅如此，李步云教授还认为，道德人权既可以表现为法定人权，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因此，应有人权并不完全需要法定人权来加以实现，由此，法定人权在实现应有人权方面只是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而不是履行了保障道德人权全部实现的功能。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意见裁定，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过于宽泛地限制了孕妇在妊娠过程中的选择权，侵犯了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构成违宪。伦奎斯特法官在此案中代表少数意见认为，罗伊案例由于与婚姻无关，因此，它不涉及到隐私权问题。

长期以来，有不少人看不到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所具有的起始性、权威性，仿佛人权是可以由国家法律任意表现、可以由法定权利完全取代的，例如，将人权等同于公民权，或将公民权等同于人权。从36个州有关堕胎的立法史来看，妇女的堕胎权利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可能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不应当受到任何特殊保护。

当我们依人道主义原则救助弱势群体、依现代民主理念既要服从多数又要保护少数时，人权的伦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4]《立宪纲要》，北洋官报局，光绪丙午（1906年）季秋。

法定的人权如果不能实有，则法定的人权就是虚假的。[3]参见沈宗灵：《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刘升平、夏勇主编《人权与世界》，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第111～113页。

不请求国家之刑罚，则何以能保国家之安全乎？于个人之损害，虽为可忍，然其宽纵毒害国家者之责。（3）人权是平等地属于所有人的那种普遍的道德权利（美国的温斯顿）。以笔者阅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法学分馆藏书1906年的《立宪纲要》的论述为例，其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解以及因此而对人权观念的看法，迄今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立宪国之臣民与未立宪国之臣民何所以异乎？一言以断之，曰立宪国之臣民对于国家享有种种之权利，亦即负有种种之义务而已。大多数论著在区分人权与法律权利的同时，指出了人权的道德性，也就是说，人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人权具有道德性。

[10]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来看待人权与道德的关系，不论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特定国家，人们如何去理解人权的性质和内涵，人权作为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和必要条件，本身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它并不是以谁的主观爱好为转移的。人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法律来加以确立的。

所谓存活的可能性就是指胎儿能够脱离母体、借助人工辅助而成为生命。然非惟无所相悖，必相依相扶。

当然，法外的人权也不具有公共道德的意义。二是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处理的艺术自由的宪法限制案[12]。